台灣痞客?

從一個沒有人有過的角度與高度，觀察、刻劃全球的出版世界，
這是他就任主席後的回憶錄，
也是他收集的恩人、敵人、友人、情人的故事。 每年十月在德國舉辦的全球最大的圖書盛會「法蘭克福書展」，不僅提供了一個全球圖書交易的平台，讓來自世界各地的書客族們在此往來、對話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它更提供了一個全球文化思想交流的場域，儼然是一個小型的聯合國。在這裡，人與人之間，有友誼，也有猜忌；企業與企業之間，有合作和夢想，也有商業鬥爭；國家與國家之間，有文化團結，也有政治打壓。 衛浩世，曾擔任法蘭克福書展主席達二十五年之久，既是書展的象徵，也是精神領袖。在這本書中，他詳實地記錄下擔任書展主席二十五年來的種種愛恨情愁。透過他的眼睛，我們看見這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，出版界的發展與趨勢。我們得以一窺書展公司內部不為人知的權力爭鬥、強勢出版國對弱勢族群的打壓、「魯西迪事件」的全球效應、電子科技對出版業的衝擊、甚至媒體對書展的評論如何影響輿論。此外，跟隨著衛浩世踏遍全球的圖書考查，我們也有機會對拉丁美洲、日本、台灣、印度、中國大陸、東南亞等地的書界人事，有概略的了解。 《集書人》，不僅是衛浩世的個人自傳，也是他與圖書界裡遭遇的恩人、敵人、友人、情人的故事。 作者簡介 衛浩世（Peter Weidhaas）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生於柏林。青少年階段，曾在歐洲展開一段長期的自我放逐。期間，他做過書店學徒，建築工人，因為瘋狂地愛上一個丹麥少女，進入了這個少女家族的行業，到印刷廠去當學徒，而進入了出版業。一九六八年加入法蘭克福書展，由展覽部的一個助理，而派駐南美而再回到德國，於一九七四年開始擔任法蘭克福書展主席，於二０００年二月光榮卸任，歷時二十五年，也一手打造了法蘭克福書展今日的地位。他由一個流浪漢而成為逐漸打造出全世界最大書展的人，躋身為全世界出版業界最有權力的人物之一。卸任後，衛浩世仍持續奔走於全球各大書展，擔任國際上多種書展的顧問，也是台北國際書展老朋友。著有《憤怒書塵》、《法蘭克福書展６００年風華》。 譯者簡介 賴雅靜 政大中文研究所畢業。旅居德國十年，曾為《中國時報》開卷版『世界書房』介紹德國出版狀況及德文作品，並擔任兩家德國出版社中文版圖書特約編輯。目前在台北專事版權工作，閒暇之餘也樂於享受翻譯的樂趣。譯有《一切從減》、《馴服懶豬狗》及多本童書。 張淑惠 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畢業，德國慕尼黑口筆譯學院肄業。曾任世界地理雜誌特約翻譯。譯作：《經濟蕭條中：7年賺到15,000,000》、《VW總裁心》。

1 話說從頭

古希臘是人類文明記憶的基石，傳說中，九名繆斯女神的母親摩涅默許涅（Mnemosyne），就是記憶女神。而開俄斯的西蒙尼德斯（Simonides von Keos）這位西方史上第一名以過人記憶力著稱者，則有過下面一段軼事：

在紀元前五百年，開俄斯的西蒙尼德斯參加一場盛宴，與眾多賓客圍桌而坐，席間他被人從宴客廳中喚出。才剛踏出宴客廳，廳內的天花板立時塌落，將在場所有賓客擊斃。死者家屬見到的屍體已殘缺難辨，幸好仰仗著詩人西蒙尼德斯過人的記憶力，記得災難前哪名賓客坐在何處，因此能協助死者家屬，使這些難以辨識的屍體身分大白。

西元二○○○年三月一日，我在法蘭克福任職的時間即將告終，而我卻於兩天前在勒恩山區（Rhön）結冰的道路上跌了一跤，將左腕關節摔斷了。綁著應急的厚厚繃帶，我才得以在二○○○年二月二十八日出席在法蘭克福阿拉貝拉飯店（Arabella Hotel）為我舉辦的惜別會，接受同事與其他法蘭克福友人的祝福。當時在所難免盛傳一說，說我就是無法放手，手才會跌斷

當我在離職後好不容易脫離混沌的漩渦再度站起來時；當我離開了書展、職務、差旅和所有書界人士後，環顧四周只剩下我一人，彷彿自己突然站在一處空蕩蕩的地方。日落，日升，從此處直到天際唯有「當下」。

那些我當作朋友看待的人都在離我遙遠的地方；而在我近處的人，從前我幾乎未加關注。過去，我沒有時間關心他們，唯有對一個女人的愛總是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讓我擁有再站起來的勇氣。

而今三十多年來不斷驅趕著我的一切驟然沉寂。環顧四周：人群來來往往，我注視他們的臉孔，有的回望著我，有的微笑，其他人寒暄問候，而另一些人則擦身而過。我在勒恩山區的草地上仰望天際；朵朵雲彩往天邊飄移，我再也無法逃遁到未來，我已被判到「當下」，再無可改變了。

這時，我那一直滯留在「當下」的身體也來叩訪了。在繁忙的那些年頭我幾乎忘了它的存在，因為我的心總在別的地方，不斷追求著未來的某個目標。而此時，我的膝蓋也出現了膝關節半月板的問題。我看了骨科醫師，他認為應該立即開刀。但手術後，痛楚更甚於前，我必須拄著拐杖走路——先是手腕，現在是腿！

更慘的還在後頭：我的家庭醫師發現有地方不對勁，他將我轉診給泌尿科醫師。先是診斷出惡性腫瘤，接著是糖尿病、心律不整。就這樣，我在醫院待了兩年，而其間還曾經因為開刀造成嚴重感染。

這段期間，我完全遺失了自己。在一場為時五小時的手術進行中，有人把我的筆記型電腦和錢包從病房裡偷走了。電腦裡有我所有的個人銀行帳戶資料、密碼以及我大部分的書稿；錢包裡的有各種證件、駕照、行照和信用卡。我還存在嗎？失去了對我意義重大的工作、沒有了過去圍繞在我身邊的朋友，遺失了所有證件，而直到之前幾乎總是順利運作的身體現在也狀況百出。人類的存在到底何在？

我那長久以來悠遊其中、屬於書客族的世界，再也不再為我而存在了；而證明我存在的各種正式文件也無影無蹤。我究竟還是我自己嗎？而那些我托付給不安全的電子媒介的，我在人生之旅貢獻的實質證明也同樣遺失了。我如同癱瘓了般呆呆瞪著病房的天花板。

等到有一天，我終於能拋開小病房的侷限，宏觀大局時，我作了個重大的決定：我出院，取消了與各個醫師後續的診約──這兩年來他們不斷從我身上診斷出一種又一種不治之症。我走出戶外，先是散步，接著開始當時正流行的「北歐式健走」（Nordic Walking）。起初時間短暫而且小心翼翼，接著慢慢拉長時間。我從醫師手中奪回了對自己生命該負的責任。
當我在公園裡行走時，每天都會經過一棵健壯的橡樹，這棵橡樹的樹幹極為粗壯，就連兩人聯手也無法合抱。我向這棵樹致意，在內心裡想像它那遒勁又健康的樹幹：我望著那緊緊抓住地面、往道路下方伸展的樹根。這棵樹至少已經八十歲了，始終散發著生機蓬勃的健康。一天又一天，每天我都會來向它致意。